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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中惠这个震动全社会的医疗事件中,他用一颗肾为自己的理想投票-厚朴中医

胡中惠在中国的西医史上,梁启超的那次医疗事件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经近百年,仍然不断被人提及。围绕着协和医院的那次手术,真真假假,扑朔迷离。
前不久上映的电影《邪不压正》里,福尔马林里浸泡的那颗肾脏,再次引爆了这个话题。
相比于真相,这个故事背后的医学道理,其实更值得深究。
本文作者是厚朴中医诊所医师,曾就读于广西中医药大学的中西医结合专业,让我们结合历史背景,从中西医两个角度来看看这个悲剧故事。

电影《邪不压正》剧照
背景
上世纪二十年代,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社会动荡,战火四起。
中国历史有个特点,就是国家越动荡,文化越活跃,比如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北洋政府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德先生与赛先生大行其道,传统文化被认为是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罪魁祸首,中医,也不可避免地被波及。尤其是随着西医的推行,在新文化领袖们的推波助澜之下,中医在反旧学的浪潮中风雨飘摇,并不断被推上风口浪尖。高潮发生在1929年,日本留学归来的西医余云岫在舆论上开辟反中医战场,对中医进行各种抨击,最终向政府发起了著名的「废止旧医案」。
此前三年,关于梁启超的一起医疗事件,正发生在这个历史背景下。
协和医院,那颗无辜的右肾
1924年,因夫人乳腺癌逝世,梁启超备受打击,出现痔疮、尿血、心脏病等问题。1925年,病情反反复复,经过调整生活习惯,戒酒,略有缓解。
1926年血尿加重,梁启超先去东交民巷德国医院检查,没有查到任何结果。三月,梁启超选择了当时北京乃至全国最好的西医院——协和医院就诊。
进协和后,仔细检查:第一回,用折光镜试验尿管,无病;试验膀胱,无病;试验肾脏,左腎分泌出来,其清如水;右腎却分泌鲜血。第二回,用一种药注射,医生说:「若分泌功能良好,经五分钟那药便随小便而出。」注射进去,左肾果然五分钟便分泌了。右肾却迟之又久。第三回,用X光线照见右肾里头有一个黑点,那黑点当然该是肿疡物。这种检查都是我自己亲眼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医生和我都认定「罪人斯得」,毫无疑义了。至于这右肾的黑点是什么东西?医生说:「非割开后不能预断:但以理推之,大约是善性的瘤,不是恶性的癌。虽一时不割未尝不可,但非割不能断根。」
——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
医生检查后确诊为肾肿瘤,建议切除坏肾。正如我们今天的医院流程一样,经过深入沟通,五十多岁的梁启超决定接受肾切除手术方案。以梁启超的影响力,协和方面当然会安排最好的医生进行手术,确定由协和医院著名的外科专家刘瑞恒主刀。不仅主刀厉害,连副手也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堪称豪华团队。
当时的资料显示,手术相当成功。然而,术后梁启超的尿血症状没有消除。
之后协和医院经过检查也发现,割下来的右肾没有大问题。也就是说,梁启超的右肾,被误切了。
口水大战
梁启超何如人也,割掉一个肾却没有病愈,立刻在全社会激起轩然大波。各大报端以及坊间,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争执和讨论。起初,风传协和把两个肾弄混淆了,切错了肾。后来流言、质疑与反思不断深化,各界名人也纷纷加入。在这个过程中,中医也无辜躺枪,争执大有扩大为中西医是非曲直之势。
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
——陈西滢
梁启超的学生徐志摩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向协和要说法:
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既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徐志摩《我们病了怎么办》
这两篇文章激怒了鲁迅,他立刻撰文反击——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
——鲁迅
这个场景,其实我们现代人非常熟悉,一场争执的背后,其实是每个人内心深处强烈的不安全感。
这场口水大战,把整个社会的质疑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协和医院也承受着巨大压力。最终,梁启超以一篇文章暂时结束了关于自己的争议,也暂时安抚了整个社会的不安情绪:
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
从现在的西医角度看尿血
之所以说现在的西医,是因为西医发展速度快,今天的西医与梁启超时代相比,短短百年,已经今非昔比。
当每升尿液中含血量超过1ml,即可出现淡红色,称肉眼血尿,多见于泌尿系炎症、结石、肿瘤、 结核、外伤等。
首先,根据梁启超的病情可以排除结石、结核和外伤。
其次,不排除肾小球疾病。血尿多发于肾小球疾病,尤其是肾小球肾炎。肾小球疾病临床表现为蛋白尿、血尿、水肿、高血压。其血尿常为无痛性、全程性血尿。如血尿患者伴较大量蛋白尿和(或)管型尿,多提示肾小球源性血尿。但鉴于当时检验的水平和资料,有无蛋白尿无从得知。慢性肾小球肾炎可发生于任何年龄,但以中青年为主,男性多见。梁启超血尿发作时伴有血压升高和贫血的表现,故而不排除有慢性肾小球肾炎的可能性。
肾肿瘤约95%是恶性的,良性的很少见,血尿是比较早期和常见的症状。所以从理论上讲,梁启超也是有可能出现肾脏肿瘤的,但当时的检查尚不完善,故术前不能作出明确的诊断也情有可原。
尽管饱受质疑,但根据多方面的证据,社会传言的左右搞混割错右肾,是无稽之谈,手术确实是切的右肾无疑。术后也没有出现并发症,可见手术本身是成功的。但术后仍有尿血,而且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应该是没有肿瘤的。
也就是说,所谓摘错了肾,并非是坊间传言的左右搞混,而是摘掉了健康的肾。也就是说,梁启超这个医案是诊断错误,而不是手术失误。
随后梁启超又被怀疑是牙齿的问题引起的出血,又拔了七颗牙,结果病情仍无明显缓解。这下协和医生彻底懵了,给出了这样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一种无理由的出血,与身体绝无妨害;不过血管稍带硬性,食些药把他变软就好了。」
公平地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近百年后的今天,西医几乎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失误,因为没有手术指征。考虑到当时的诊断手段远不及今天,让梁启超白白挨了一刀,丢了一个腰子及七颗牙,说协和孟浪,似乎也不无道理。
宽容的背后
梁启超为协和开脱的文章,是为了以身作则表达一个落后民族要发展、要宽容面对科学的态度。这篇文章不仅一定程度上结束了争议,同时也树立了一个崇尚科学、胸怀天下的伟岸形象。
但是,涉及到自己的健康,梁启超真的甘做倒霉蛋吗?
并不是。梁启超从未放弃过寻求真相,后来他找到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西医大夫伍连德求助。
伍连德是马来西亚华侨,也是中国西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清政府时期,他曾经临危受命,用四个月时间扑灭了1910-1911年东北那场导致四万多人死亡的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更是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的主要筹办者,在当时的医学界举足轻重。梁启超曾这样赞颂伍连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字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伍连德是怎么看待这起医案的呢?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说:
他(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更可怕,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
由此可见,梁启超从未放弃对真相的追究。从这段话所呈现出的事实来看,协和为梁启超手术取肾这件事自此可以盖棺定论了。
明白的错VS糊涂的对:梁启超看中医
梁启超有个好友叫唐天如,是梁启超广东新会的同乡,曾任吴佩孚秘书长,精通中医,后来去香港行医。据说手术前梁启超本想请唐天如看看,唐天如因故未能前来,所以才进的协和。
梁启超手术完成之后,尿血如故,于是再电唐天如前来。唐天如为梁启超诊病,诊断为「胆失其分泌之能」。我们来看唐天如的处方:阿胶、泽泻、白茅根、当归、小茴香、肉桂、苦楝子、焦黄连、浮小麦、黑蒲黄。虽然剂量不明,但从药物上看,本方行气止血,清热利尿且不伤阴,亦有补血活血之效。
了了十味药,区区仅数剂,服药之后极为效验。梁启超心情大好,写信给子女,信中难掩兴奋之情:
「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好叫你们欢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得清清楚楚了!服药前和服药后,便色之变迁,忠忠已大略看见……据天如说:病源在胆,因惊惶而起,胆生变动,而郁结于膀胱。其言虽涉虚杳,但亦有几分近似。盖吾病之起,实在你们妈妈病重时,不过从前不注意,没有告你们耳。天如说的病理对不对,他的药真是其应如响。一年半之积病,十日而肃清之,西医群束手谓不可治,而一举收此奇效,可谓能矣!我现仍小心静养,不太劳,你们十二分放心吧。」
1927年4月,梁启超做手术一周年之后,回到协和住院检查,结果表明:肾的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安好。尿血虽未完全断根,只要静养,已无大碍。
态度迥异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医治好了梁启超的病(其实是一定程度上),但梁启超对中西医态度迥异:中医治好了不公开说,所有的开心都藏在给孩子们写的书信中,公开说中医的都是迷信云云;而西医错割了肾脏,误拔了牙齿,尿血也没治不好,反而发表文章劝大家不要因为个案否定西医。对手术心有不满,却只在书信之中发发牢骚而已。
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
——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不知道唐天如看了上述文章作何感想?这也许是梁启超那个时代的特殊性,也许他们认为这是科学发展的阵痛。是非曲直,我们这里不做评价。
然而,梁启超没想到的是,他对西医的态度给了余云岫等反中医者以莫大鼓舞,很快,他们将中西医论战推向了卫生行政中存亡废立的生死斗争。在汪精卫的支持下,余云岫向政府发起了著名的「废止旧医案」,这是中医几千年来生死存亡的最危难局面。
他们抨击中医的武器,依然是「科学」。
死于协和
前文之所以说中医是一定程度上治好了梁启超的病,是因为此后梁启超病情反反复复,工作稍一繁重,或社会家庭有重大变故即病情加重。期间还因贫血多次输血,血压也不稳定。
1928年9月24日病情陡然加重,痔疮发作。1928年10月17日,梁启超与儿子梁思成的书信中讲述了住院的状况,这也是梁启超最后一次自己谈起病情的记录:
「这回上协和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临退院还给了两大瓶,说是一礼拜继续吃,若吃多了非送命不可)把胃口弄倒了。」
此后出现又相继出现无法小便(中医叫癃闭),肺部感染,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去世。
死因分析
为什么说唐天如只是一定程度上治好了梁启超呢?这其实并非医生的错,而是因为梁启超有很多生活方式上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隐患,就是梁启超是个工作狂,为了写篇文章,两三天不睡觉是家常便饭。相比之下,饮酒之类的嗜好只是小节而已。
懂一点中医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都会知道,为什么医生看不好他的病,以及为什么后面会反反复复。
作为一个优秀的中医大夫和好友,这一点唐天如不会不告知梁启超,但是从后来发生的事来判断,梁启超并没有当回事。
1928年底的发病,就是因为工作劳累过度,大概是中气下陷引起的痔疮,加之本身就湿热内蕴,故而疼痛较甚。但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疗思路下,过量服用泻油,导致脾胃气竭,肾气衰微,出现小便不利,肺部感染而去世。
关于梁启超生活方面的问题,略做总结:
1、梁启超常年通宵达旦写作,劳倦过度,心主神明,神劳则伤心;脾主思虑,思虑过度伤脾;常年熬夜,肾主藏精,则损耗肾精。此为本虚。
2、梁启超的夫人乳腺癌去世,对其打击过大,情志过极忧思恼怒过度,肝气郁结化火,故而唐天如说胆失其分泌,用小茴香、苦楝子温肾利胆行气。
3、梁启超常年饮酒,这是众所周知的。从症状和中药方剂上分析,常喝的酒应该不是啤酒、红酒等,而应该是白酒。白酒性湿热,故唐天如用黄连、蒲黄、白茅根等凉血止血。
后话
当确认协和误诊之后,尚能求助于中医,说明梁启超其实并不迂腐。至于舆论上厚此薄彼,无论他出于任何目的,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与中西医的治疗效果无关,我们不予评论。
即便误摘一颗肾脏,其实也不是最大的问题。《伤寒论》中经常谈到被误治的情况,应该「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梁启超真正的死因,是生活方式出现的重大问题,这是他最大的「逆」。这一点不改变,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没有办法救他的命。

作者:杨亦龙
厚朴中医诊所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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