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谈】“与其迷恋别人的‘收割机’，不如打磨好自家的‘镰刀’”-民族作家
“与其迷恋别人的‘收割机’，不如打磨好自家的‘镰刀’”——对话著名作家陶纯
□本报记者 王 杰 曾入龙
陶纯，本名姚泽春，1964年生，1980年入伍，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创作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阳光下的故乡》《芳香弥漫》《像纸片一样飞》《一座营盘》《浪漫沧桑》等6部，中短篇小说集《恋爱季节》《子弹穿过头颅》《雨中玫瑰》《坐到天亮》《天佑》《秋莲》等。另外参与编剧了8部电影、电视剧。文学作品曾多次获得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中国图书奖”，以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等刊物“优秀作品奖”。
《浪漫沧桑》通过女主角余开贞跌宕传奇的一生，既展示了新女性对爱情的追寻和坚守，又折射出了人面对历史时的无力感；同时，小说以对革命者、反革命者和投机主义者等的形象塑造和不同力量之间激烈斗争的场面描写，以及人物对不同道路的选择，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以此鉴照人性。
“贵州的文学创作，仍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
记 者：陶老师，据我所知，你多次到过贵州，在参与剧本《雄关漫道》创作的过程中，你曾在贵州境内体验过少数民族文化，你对贵州有何特别印象豆腐哥姜波？对贵州当下的文学创作有何了解？陶 纯：从2003年到2006年前后，我在同鲁院同学、好友欧阳黔森联合创作电视剧本《雄关漫道》的过程中，足有七八次到过贵州，后来又断断续续去过两三次，可以说，在全国各省份中，贵州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贵州大地的山山水水、民族风情，给我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那里民风纯朴，山川如画，远离喧嚣，每一次去，都能有不同的感受。近年在国家大力扶持下，贵州的经济发展较快，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高铁、高速公路等等，已经和内地省份差不多了，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贵州还会有跨越式的发展。贵州的文学创作，早期有何士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学习写作的时候，就反复读过他的《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等作品，久久难忘。后来贵州文学一度沉寂，近年来却是异军突起，涌现出肖江虹、王华、曹永等优秀的青年作家，我很关注他们的作品，认为他们的创作，既有强烈的现实感，又有自觉的文学形式上的探索，感觉贵州的文学创作，仍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
“《浪漫沧桑》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而作”
记 者：你最近出了长篇小说《浪漫沧东乡一中桑》，在创作这部长篇时你对它有何期待？它和此前创作的作品有何最大的不同？你曾说“我写这篇小说，既是为了讴歌，更是为了反思”，讴歌什么，反思什么？陶 纯：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作为一名军队的专业作家，我想在这个节日来临之际，出版一部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于是从2016年春天起，我就开始动手写。我这么做，一是感觉自己有责任写这类题材的作品，二是还一个愿。我这一生以文学创作为业，与三十多年前在山东乡下求学时芈念什么，读了一批红色经典作品有极大的关系，比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日》《苦菜花》《红旗谱》《敌后武工队》等等，正是在这些作品的熏陶之下，使我后来成长为一名军旅作家。我小时候读过的那些红色经典作品，影响了一两代人公主耍心机。中国当代作家中有不少也是受它们的影响，走上创作道路的，因之，很多人都怀有英雄情结。然而在进入新时期之后，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却江河日下，与其它题材的创作相比，它所孕育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不断衰减。个人认为，这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件憾事。实际上，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基本就是一部战争史，尤其是改朝换代的阶段，国家都是在战乱中浴火重生。文学是现实世界的艺术映照，所以历朝历代关于战争的作品层出不穷，中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就是典型的军事文学。到了近现代中国，大规模的战争，更是谱写了中国战争史上宏大而惨烈的诗篇。如果从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这二十一年的革命战争，彻底改变了全体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格局；与此相对应的各类军事文学作品，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主流形态。为什么这类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在当下并不多？或者说当代作家为什么总想回避这个题材？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这类题材的创作难度大，若要正面强攻亚历山大之星，前面有不少名篇，就仿佛一个个山峰，挡住了去路首领小夫人，想超越人家，很难；二是应该承认，当下仍有一些束缚写作时放不开手脚，影响发挥；三是当代读者，尤其是一些年轻读者对半个多世纪前的革命战争缺乏热情石班瑜，或者换句话说，这类题材对年轻读者没有吸引力。因此，愿意写革命战争的作家越来越少，造成了这类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沉寂与落伍。话说回来，这类题材，别人不愿碰，自然有人家的道理。我一头扎进去，需要冒失败的风险。虽然动笔前有些担忧和畏惧，但我总感到，这个领域的长篇小说创作不应被忘却，尽管很难，但是你如果越过了，不就有了新高度吗？它值得你去迎难而上，夺隘闯关，值得冒一回险，因此，我不断地给自己鼓劲：你要争取写出真正配得上那个英雄时代的精品力作！这便是我最大的期待。至于和以前的作品相比，我以前写的主要是和平年代的军旅生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前后，曾经出版过我的另一部写战争的长篇小说《芳香弥漫》，但是由于初次尝试写战争，作品出来后，不甚满意，这一回，算是弥补了上一次的缺憾。我写这部作品，首先是想讴歌以女主人公李兰贞为代表的女性在革命战争中的卓绝贡献和牺牲，过去常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实际上，只要有战争，就会有女性的参与，何况我们连续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岁月，是历史上中国所经历的最大规模的战争，女性在其中不是点缀，而是同男性一样的主角，赵一曼、江姐、刘胡兰等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女英雄是代表，但还有更多的女性被岁月淹没，已经没有人想起她们。我作为军旅作家，有责任塑造一个或几个战争中的女性形象。至于反思，我是想告诉读者，李兰贞头脑中没有“打天下，坐天下”的腐朽思想，解放后她放弃城市生活，回到她革命的出发地当一名小学老师，是为了不忘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新中国成立快七十年了，老百姓的日子与过去相比，早已有天壤之别，但是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那时比，仍是一样的存在。她就像一面镜子，今天的每个干部，都应该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
“军旅经历是我文学创作的催生剂，是一个母题，一个基地，我很感谢军队给予我写作的空间”
记 者：中国很多著名作家如莫言都有军旅生涯经历，军旅对你的创作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你在创作中又是怎样利用你的军旅经历？陶 纯：莫言是我在军艺文学系的师兄，他的创作经历我非常清楚，就是身在军旅，拉开同故乡的距离，然后拼命地回望故乡，以故乡为底色，用超强的想象力完成创作。阎连科也基本属于这种情况。我还熟悉不少军队中的作家，情况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几乎是相同的——如果不当兵，可能就没有这个作家。对于我而言，如果我不到部队中来，很难想象我会从事文学创作。当兵以后，我远离故土秋道丁次，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对小时候生活的回忆，成为我最早的创作素材，后来成为老兵，对部队生活熟悉了，有了很多的日常经验，那么，又开始书写军旅生活。因为对党史军史知道的越来越多，后来又忍不住写战争题材。成为专业作家之后，生活在大城市，对城市生活也有了较多的了解，创作的面，有时也辐射到都市题材。军旅经历其实是我文学创作的催生剂，是一个母题，一个基地，我很感谢军队给予我写作的空间。记 者：你曾写小说，后去写剧本，然后又写小说，这期间，你认为剧本创作和文学创作有何异同？你觉得将文学作品转化为剧本的最大难点是什么？你对国内当下的剧本创作形势有何看法？陶 纯：剧本创作和文学创作是两种不同的创作形态，虽然都是塑造人物，但是表现形式大为不同。相对来说，小说创作更自由，不论是从题材上，还是从表现形式上，它更可以随意性地表达。但是剧本就不同，它有基本的套路，对题材有严格的要求和挑剔，很多小说是无法变成剧本的。同理，很多作家是当不了编剧的，编剧需要训练，需要遵循基本的写作套路，而小说创作，恰恰最需要摒弃套路，能够自由地发挥，可能是小说写作的最好境界。自有电影以来，世界上有大量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成功的例子有不少，但是有很多优秀的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之后，并不怎么成功，举例说，中国的《红楼梦》《白鹿原》，外国的《战争与和平》《复活》《静静的顿河》等作品，就是很好的证明。主要在于，越是最顶级的纯文学小说，越往往是复杂的、难以言表的，限于时长，限于人物不能太多太杂，需要舍弃大量细节，所以很难用影像来对原著进行完美的表达。倒是那些通俗一些的小说，比如《教父》《辛德勒的名单》《飘》（电影名为《乱世佳人》）等，电影却可以超越小说，成为改编作品的经典。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相对于中篇小说而言，难度更大些，一部电影，基本就是一部中篇小说的体量。当下，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创作是每况愈下的，虽然电影票房年年增加，虽然电视剧收视率居高不下，其实都是表面现象。作品粗制滥造，主要原因除了明星片酬过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剧本的不尊重，这些年，我参与写作过8部影视剧，虽然都投拍了，但是作品出来之后，我发现胡乱改动的地方太多，很多都是导演和主要演员现场边拍边改的，你想想，你费心费力写了一个剧本，为每一句台词费尽心思千草贵子，他们说改就改，你怎么想？不是说改动的全不对，凭良心和经验说陆海场站，我的剧本，他们改动的，百分之二十是对的，百分八十是不应该瞎改的。主要情节的改动，最起码应该跟编剧商量一下。为什么要改呢？有几个主要的原因，一是为了省钱，大场面改成小场面；二是确实没吃透剧本，导演水平不够；三是明星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夺戏”，把别人的戏份改到自己身上，而制片方也乐于让明星多上镜，听之任之。在这种情况之下，未来的影视剧创作，我并不看好。我离开剧本创作，回归文学，除了“不忘初心”之外，还有就是我对影视剧的失望，现在我每年顶多看一两部国产电影，顶多看一两部国产电视剧，因为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不如回头看看老片子。
“没有这么大张旗鼓的反腐，便不会有《一座营盘》”
记 者：你的长篇小说《一座营盘》突破了过去军队文学写战争，或者和平时期的训练生活为主的范式，延伸到了军队反腐，这与近年来军队大力反腐有什么关联吗驴拳？你创作《一座营盘》的初衷是什么？你曾坚持说：“我不认为它仅仅是一部‘反腐小说’”金评媒官网，如何理解这句话呢？陶 纯：前十年放弃小说，主要是因为当时看到写小说没有希望，好多题材不能碰，螺蛳壳里做道场，作品不疼不痒，读者不关心你，你自己写得也不过瘾。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为此我暗自准备了很多年，像一个选手那样，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可以上场了，书中涉及的军队的主要问题，都是以前的积弊，早已存在、愈演愈烈，是当下正在抓的。我几次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提到：你们这样胡来，现在没人管，早晚会有人管的，中国不缺伟人。我是在呼唤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反腐大幕拉开，其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因此这部小说，是厚积薄发的产物，不是顺应形势的临时起意，而是早就想做，以前不敢做，现在可以做了。结果我就做了。于是，我写出了部队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形式主义、用人不察、面子工程、缺乏科学的决策、讲排场、惊人的浪费、买官卖官等种种腐败现象。这些大都是我听说过的，遇到过的，身边发生过的，甚至不需要去体验生活，信手拈来就是。这些早已存在、愈演愈烈的问题，正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新一届军委班子着力解决的，所以也算是有点现实意义吧。所以《一座营盘》的出现，与近年来国家的大力反腐，有着必然的联系深圳万科红，如果没有这么大张旗鼓的反腐，便不会有这部小说飞鸿影院。我主要想写的是，多年以来军队政治生态对军人的影响大西洋海战，有的人坚守住了，有的人滑向深渊。作品里面见不到一个完整的腐败案件，也没有侦查与反侦查的过程，因此我从内心里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反腐小说。我只是写了改革开放之后几茬军人的成长，写到了他们成长所遇到的坎坷和磨难，这一代人里，既有布小朋这样的人，也有孟广俊这样的人，当然别人很容易看出，孟广俊身上就有谷俊山的影子，或者说他就是谷俊山的化身。因为军队积弊太深，想真实地写出一代人的成长，没法不涉及到种种所谓的腐败行径。所以，自然就给它贴上了反腐小说的标签。总之，我只想让读者通过这部小说，关心一下中国军队的现实，进而思索一下国家、民族的命运。
“现实主义才是中国文学的根”
记 者：迄今为止，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为什么说他对你影响最大？陶 纯：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鲁迅先生。小时候，最早读的小说，就是《阿Q正传》《药》《孔乙已》等。鲁迅的小说，一是塑造的人物令人难忘，二是他用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批判了现实。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外国文学流派的传入，我也崇洋媚外了好一阵，张口就是《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还有什么西方现代派、法国新小说等等，温翠苹后来发现走了弯路，因为当作家，首先得学会讲自己的故事，迷恋别人的收割机，不如打磨好自家的镰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传统，中国土地上最好的文学风景，可能不是什么魔幻，而是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才是中国文学的根。拥抱生活，反映现实，是拉近和读者距离，挽救文学的最好办法。真正的力作，应该是反映社会深刻矛盾的，《红楼梦》是，《水浒传》是，《三国演义》是，鲁迅的全部作品都是。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也是。记 者：能不能透露你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和希望？陶 纯：下一步，我打算先写几个中短篇小说，保持写作状态，同时做一些准备，从明年下半年开始，再投入一部新长篇的创作。下一部，我希望是一部与以前所有作品都大为不同的小说。
【原文刊发于《贵州民族报》2018年12月3日《民族文学》周刊】
■主 编/终 审：农 夫
■执行主编：吴茹烈
《贵州民族报》民族文学周刊
投稿邮箱：962691349@qq.com
《民族作家》由《贵州民族报》主办。《贵州民族报》是中国第一张民族时政类大报、贵州二张时政大报，立足本土，坚持民族、民生、民声的“三民主义”报道方向，强调报纸的文化力量、思想力量、新闻力量、精神力量，以原创、深度、厚度、温度、高度为报道原则，立体地记录和呈现贵州郭培玫瑰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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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迷恋别人的‘收割机’，不如打磨好自家的‘镰刀’”——对话著名作家陶纯
□本报记者 王 杰 曾入龙
陶纯，本名姚泽春，1964年生，1980年入伍，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创作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阳光下的故乡》《芳香弥漫》《像纸片一样飞》《一座营盘》《浪漫沧桑》等6部，中短篇小说集《恋爱季节》《子弹穿过头颅》《雨中玫瑰》《坐到天亮》《天佑》《秋莲》等。另外参与编剧了8部电影、电视剧。文学作品曾多次获得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中国图书奖”，以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等刊物“优秀作品奖”。
《浪漫沧桑》通过女主角余开贞跌宕传奇的一生，既展示了新女性对爱情的追寻和坚守，又折射出了人面对历史时的无力感；同时，小说以对革命者、反革命者和投机主义者等的形象塑造和不同力量之间激烈斗争的场面描写，以及人物对不同道路的选择，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以此鉴照人性。
“贵州的文学创作，仍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
记 者：陶老师，据我所知，你多次到过贵州，在参与剧本《雄关漫道》创作的过程中，你曾在贵州境内体验过少数民族文化，你对贵州有何特别印象豆腐哥姜波？对贵州当下的文学创作有何了解？陶 纯：从2003年到2006年前后，我在同鲁院同学、好友欧阳黔森联合创作电视剧本《雄关漫道》的过程中，足有七八次到过贵州，后来又断断续续去过两三次，可以说，在全国各省份中，贵州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贵州大地的山山水水、民族风情，给我留下异常深刻的印象，那里民风纯朴，山川如画，远离喧嚣，每一次去，都能有不同的感受。近年在国家大力扶持下，贵州的经济发展较快，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高铁、高速公路等等，已经和内地省份差不多了，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贵州还会有跨越式的发展。贵州的文学创作，早期有何士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学习写作的时候，就反复读过他的《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等作品，久久难忘。后来贵州文学一度沉寂，近年来却是异军突起，涌现出肖江虹、王华、曹永等优秀的青年作家，我很关注他们的作品，认为他们的创作，既有强烈的现实感，又有自觉的文学形式上的探索，感觉贵州的文学创作，仍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
“《浪漫沧桑》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而作”
记 者：你最近出了长篇小说《浪漫沧东乡一中桑》，在创作这部长篇时你对它有何期待？它和此前创作的作品有何最大的不同？你曾说“我写这篇小说，既是为了讴歌，更是为了反思”，讴歌什么，反思什么？陶 纯：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作为一名军队的专业作家，我想在这个节日来临之际，出版一部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于是从2016年春天起，我就开始动手写。我这么做，一是感觉自己有责任写这类题材的作品，二是还一个愿。我这一生以文学创作为业，与三十多年前在山东乡下求学时芈念什么，读了一批红色经典作品有极大的关系，比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日》《苦菜花》《红旗谱》《敌后武工队》等等，正是在这些作品的熏陶之下，使我后来成长为一名军旅作家。我小时候读过的那些红色经典作品，影响了一两代人公主耍心机。中国当代作家中有不少也是受它们的影响，走上创作道路的，因之，很多人都怀有英雄情结。然而在进入新时期之后，革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却江河日下，与其它题材的创作相比，它所孕育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不断衰减。个人认为，这是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件憾事。实际上，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基本就是一部战争史，尤其是改朝换代的阶段，国家都是在战乱中浴火重生。文学是现实世界的艺术映照，所以历朝历代关于战争的作品层出不穷，中国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就是典型的军事文学。到了近现代中国，大规模的战争，更是谱写了中国战争史上宏大而惨烈的诗篇。如果从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这二十一年的革命战争，彻底改变了全体中国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格局；与此相对应的各类军事文学作品，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主流形态。为什么这类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在当下并不多？或者说当代作家为什么总想回避这个题材？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这类题材的创作难度大，若要正面强攻亚历山大之星，前面有不少名篇，就仿佛一个个山峰，挡住了去路首领小夫人，想超越人家，很难；二是应该承认，当下仍有一些束缚写作时放不开手脚，影响发挥；三是当代读者，尤其是一些年轻读者对半个多世纪前的革命战争缺乏热情石班瑜，或者换句话说，这类题材对年轻读者没有吸引力。因此，愿意写革命战争的作家越来越少，造成了这类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沉寂与落伍。话说回来，这类题材，别人不愿碰，自然有人家的道理。我一头扎进去，需要冒失败的风险。虽然动笔前有些担忧和畏惧，但我总感到，这个领域的长篇小说创作不应被忘却，尽管很难，但是你如果越过了，不就有了新高度吗？它值得你去迎难而上，夺隘闯关，值得冒一回险，因此，我不断地给自己鼓劲：你要争取写出真正配得上那个英雄时代的精品力作！这便是我最大的期待。至于和以前的作品相比，我以前写的主要是和平年代的军旅生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前后，曾经出版过我的另一部写战争的长篇小说《芳香弥漫》，但是由于初次尝试写战争，作品出来后，不甚满意，这一回，算是弥补了上一次的缺憾。我写这部作品，首先是想讴歌以女主人公李兰贞为代表的女性在革命战争中的卓绝贡献和牺牲，过去常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实际上，只要有战争，就会有女性的参与，何况我们连续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岁月，是历史上中国所经历的最大规模的战争，女性在其中不是点缀，而是同男性一样的主角，赵一曼、江姐、刘胡兰等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女英雄是代表，但还有更多的女性被岁月淹没，已经没有人想起她们。我作为军旅作家，有责任塑造一个或几个战争中的女性形象。至于反思，我是想告诉读者，李兰贞头脑中没有“打天下，坐天下”的腐朽思想，解放后她放弃城市生活，回到她革命的出发地当一名小学老师，是为了不忘记“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新中国成立快七十年了，老百姓的日子与过去相比，早已有天壤之别，但是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那时比，仍是一样的存在。她就像一面镜子，今天的每个干部，都应该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
“军旅经历是我文学创作的催生剂，是一个母题，一个基地，我很感谢军队给予我写作的空间”
记 者：中国很多著名作家如莫言都有军旅生涯经历，军旅对你的创作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你在创作中又是怎样利用你的军旅经历？陶 纯：莫言是我在军艺文学系的师兄，他的创作经历我非常清楚，就是身在军旅，拉开同故乡的距离，然后拼命地回望故乡，以故乡为底色，用超强的想象力完成创作。阎连科也基本属于这种情况。我还熟悉不少军队中的作家，情况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几乎是相同的——如果不当兵，可能就没有这个作家。对于我而言，如果我不到部队中来，很难想象我会从事文学创作。当兵以后，我远离故土秋道丁次，对故乡和亲人的怀念，对小时候生活的回忆，成为我最早的创作素材，后来成为老兵，对部队生活熟悉了，有了很多的日常经验，那么，又开始书写军旅生活。因为对党史军史知道的越来越多，后来又忍不住写战争题材。成为专业作家之后，生活在大城市，对城市生活也有了较多的了解，创作的面，有时也辐射到都市题材。军旅经历其实是我文学创作的催生剂，是一个母题，一个基地，我很感谢军队给予我写作的空间。记 者：你曾写小说，后去写剧本，然后又写小说，这期间，你认为剧本创作和文学创作有何异同？你觉得将文学作品转化为剧本的最大难点是什么？你对国内当下的剧本创作形势有何看法？陶 纯：剧本创作和文学创作是两种不同的创作形态，虽然都是塑造人物，但是表现形式大为不同。相对来说，小说创作更自由，不论是从题材上，还是从表现形式上，它更可以随意性地表达。但是剧本就不同，它有基本的套路，对题材有严格的要求和挑剔，很多小说是无法变成剧本的。同理，很多作家是当不了编剧的，编剧需要训练，需要遵循基本的写作套路，而小说创作，恰恰最需要摒弃套路，能够自由地发挥，可能是小说写作的最好境界。自有电影以来，世界上有大量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成功的例子有不少，但是有很多优秀的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之后，并不怎么成功，举例说，中国的《红楼梦》《白鹿原》，外国的《战争与和平》《复活》《静静的顿河》等作品，就是很好的证明。主要在于，越是最顶级的纯文学小说，越往往是复杂的、难以言表的，限于时长，限于人物不能太多太杂，需要舍弃大量细节，所以很难用影像来对原著进行完美的表达。倒是那些通俗一些的小说，比如《教父》《辛德勒的名单》《飘》（电影名为《乱世佳人》）等，电影却可以超越小说，成为改编作品的经典。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相对于中篇小说而言，难度更大些，一部电影，基本就是一部中篇小说的体量。当下，中国的电影和电视剧创作是每况愈下的，虽然电影票房年年增加，虽然电视剧收视率居高不下，其实都是表面现象。作品粗制滥造，主要原因除了明星片酬过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剧本的不尊重，这些年，我参与写作过8部影视剧，虽然都投拍了，但是作品出来之后，我发现胡乱改动的地方太多，很多都是导演和主要演员现场边拍边改的，你想想，你费心费力写了一个剧本，为每一句台词费尽心思千草贵子，他们说改就改，你怎么想？不是说改动的全不对，凭良心和经验说陆海场站，我的剧本，他们改动的，百分之二十是对的，百分八十是不应该瞎改的。主要情节的改动，最起码应该跟编剧商量一下。为什么要改呢？有几个主要的原因，一是为了省钱，大场面改成小场面；二是确实没吃透剧本，导演水平不够；三是明星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夺戏”，把别人的戏份改到自己身上，而制片方也乐于让明星多上镜，听之任之。在这种情况之下，未来的影视剧创作，我并不看好。我离开剧本创作，回归文学，除了“不忘初心”之外，还有就是我对影视剧的失望，现在我每年顶多看一两部国产电影，顶多看一两部国产电视剧，因为实在没什么可看的，不如回头看看老片子。
“没有这么大张旗鼓的反腐，便不会有《一座营盘》”
记 者：你的长篇小说《一座营盘》突破了过去军队文学写战争，或者和平时期的训练生活为主的范式，延伸到了军队反腐，这与近年来军队大力反腐有什么关联吗驴拳？你创作《一座营盘》的初衷是什么？你曾坚持说：“我不认为它仅仅是一部‘反腐小说’”金评媒官网，如何理解这句话呢？陶 纯：前十年放弃小说，主要是因为当时看到写小说没有希望，好多题材不能碰，螺蛳壳里做道场，作品不疼不痒，读者不关心你，你自己写得也不过瘾。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是我真正想写的东西，为此我暗自准备了很多年，像一个选手那样，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可以上场了，书中涉及的军队的主要问题，都是以前的积弊，早已存在、愈演愈烈，是当下正在抓的。我几次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提到：你们这样胡来，现在没人管，早晚会有人管的，中国不缺伟人。我是在呼唤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反腐大幕拉开，其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因此这部小说，是厚积薄发的产物，不是顺应形势的临时起意，而是早就想做，以前不敢做，现在可以做了。结果我就做了。于是，我写出了部队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形式主义、用人不察、面子工程、缺乏科学的决策、讲排场、惊人的浪费、买官卖官等种种腐败现象。这些大都是我听说过的，遇到过的，身边发生过的，甚至不需要去体验生活，信手拈来就是。这些早已存在、愈演愈烈的问题，正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新一届军委班子着力解决的，所以也算是有点现实意义吧。所以《一座营盘》的出现，与近年来国家的大力反腐，有着必然的联系深圳万科红，如果没有这么大张旗鼓的反腐，便不会有这部小说飞鸿影院。我主要想写的是，多年以来军队政治生态对军人的影响大西洋海战，有的人坚守住了，有的人滑向深渊。作品里面见不到一个完整的腐败案件，也没有侦查与反侦查的过程，因此我从内心里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反腐小说。我只是写了改革开放之后几茬军人的成长，写到了他们成长所遇到的坎坷和磨难，这一代人里，既有布小朋这样的人，也有孟广俊这样的人，当然别人很容易看出，孟广俊身上就有谷俊山的影子，或者说他就是谷俊山的化身。因为军队积弊太深，想真实地写出一代人的成长，没法不涉及到种种所谓的腐败行径。所以，自然就给它贴上了反腐小说的标签。总之，我只想让读者通过这部小说，关心一下中国军队的现实，进而思索一下国家、民族的命运。
“现实主义才是中国文学的根”
记 者：迄今为止，对你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谁？为什么说他对你影响最大？陶 纯：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鲁迅先生。小时候，最早读的小说，就是《阿Q正传》《药》《孔乙已》等。鲁迅的小说，一是塑造的人物令人难忘，二是他用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批判了现实。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外国文学流派的传入，我也崇洋媚外了好一阵，张口就是《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还有什么西方现代派、法国新小说等等，温翠苹后来发现走了弯路，因为当作家，首先得学会讲自己的故事，迷恋别人的收割机，不如打磨好自家的镰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传统，中国土地上最好的文学风景，可能不是什么魔幻，而是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才是中国文学的根。拥抱生活，反映现实，是拉近和读者距离，挽救文学的最好办法。真正的力作，应该是反映社会深刻矛盾的，《红楼梦》是，《水浒传》是，《三国演义》是，鲁迅的全部作品都是。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作品也是。记 者：能不能透露你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和希望？陶 纯：下一步，我打算先写几个中短篇小说，保持写作状态，同时做一些准备，从明年下半年开始，再投入一部新长篇的创作。下一部，我希望是一部与以前所有作品都大为不同的小说。
【原文刊发于《贵州民族报》2018年12月3日《民族文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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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编：吴茹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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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作家》由《贵州民族报》主办。《贵州民族报》是中国第一张民族时政类大报、贵州二张时政大报，立足本土，坚持民族、民生、民声的“三民主义”报道方向，强调报纸的文化力量、思想力量、新闻力量、精神力量，以原创、深度、厚度、温度、高度为报道原则，立体地记录和呈现贵州郭培玫瑰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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