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鹊华·大家】刘献琳——精研经典，躬身实践-山东中医药大学
精研经典 躬身实践
——记我校老一辈名中医刘献琳教授
刘献琳，字璞亭(1928—2000)，山东曹县人。
刘献琳，幼承家学，成年后弃文从医,拜当地名医李光济为师，寒暑两载，侍诊之余，朝夕苦读，终得真传。刘献琳怀慈悲之心精研医术，很快便以擅治杂病而名闻乡里。1958年春，刘献琳被推荐至南京中医学院教学研究班深造，结业后分配至山东中医学院工作。先后担任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副主任兼内科教研室主任、金匮教研室主任，是我校首批被评聘的副教授及硕士研究生导师，在教书育人,潜心临床的同时，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熟读经典 探赜索隐
刘献琳常说，要想精通中医医理，须溯本寻源，从四大经典学起。研习经典的方法，则推崇《素问·著至教论》中提出的“诵”“解”“别”“明”“彰”。
“诵”，是中医之“看家本领”。背诵伊始，虽不一定能通晓原文含义，但“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若能将经典条文烂熟于心中，临证便可触机即发，且终生受益。刘献琳经常告诫学生，“背书要趁年少时”，倡导朗诵，以期闻之于耳，会之于心季三保。刘献琳曾精选《金匮要略》重点条文213条编印为袖珍本《金匮要略原文选读》，供学生随身携带，深受大家欢迎。
“解”，即理解、通晓。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例如，对《金匮要略》第七篇第2条贞德兽，刘献琳通过层层辨析，认为此乃仲景借卫、气、营、血来说明肺痈的病理变化并揭示其辨证方法。文中“寸口脉微而数”“微则为风”“微则汗出”的“微”字，当遵《医宗金鉴》之说作“浮”字解，提示肺痈初起，邪在卫分，即“风中于卫”“风伤皮毛”，其临床表现是发热恶寒，汗出，脉浮数；再进一步发展，则进入气分，文中虽未见“气分”一词，但“风舍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已是邪入气分的明证。肺主气、司呼吸，外邪犯肺，肺失清肃，则咳嗽加重，气喘、胸满，甚至腹满，咽喉干燥，口渴引饮。邪不在表，故不恶寒而恶热。逮至“热过于营”，则见发热不退，午后及夜间尤甚；热邪蒸腾营阴上承，故由热在气分的口渴引饮，变为“咽燥不渴”，并出现“多唾浊沫”的脓性痰液，提示病变进入成痈期。最后，因“热伤血脉”，使“血为之凝滞，蓄结痈脓，吐如米粥”，则标志着肺痈已进入脓溃期。
“别”，即区分、辨别。刘献琳对学习经典著作时遇到的问题从不轻易放过，或求教师友，或通过研读诸家注释，启迪思路。读注时，喜用“横向比较法”。即同时参阅数家关于同一问题或条文的注释，通过对比分析，择其善而从之逍遥圣君。例如，对《金匮要略》第六篇 “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喜盗汗也”的机理，后世有主阴虚内热者，有主卫阳虚衰者，有云“脉证不合，必有脱简”者，有主阴损及阳，阴阳两虚者。刘献琳认为，本条既言“平人”，当指外无明显病态者；冠以“男子”，又隐含房劳伤肾，肾精不足之意。精血同源而属阴，血为气之母，气属阳。尤在泾、魏念庭之注，虽有简繁天府事变，但皆从阴阳两虚立论，且与脉证契合绿袖子吉他谱，堪称精注。在指导研究生学习经典著作时，刘献琳也要求他们通过这种“横向比较法”释疑问难，并逐条写出简洁的心得体会，以加深对条文的理解。
学习经典著作，诚然须以反复诵读为基础，但诵读只是手段和方法，要真正做到学以致用，除了博采众家之长，还需不断在学习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而这一过程，就是“明”。如对《金匮要略》第三篇之“百合病，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见阳攻阴，复发其汗，此为逆；见阴攻阳，乃复下之，此亦为逆”一条，后世注家多囿于“百合病”三字，解读为百合病的治法。对于文中的“阴”“阳”，或从虚热、虚寒立论，或从表、里着眼，或干脆避而不释。惟刘献琳结合临床实际指出，百合病是一种阴虚内热的疾患，属虚寒者极少，将此条定位于百合病治法显然不妥。而百合病又确以正虚为主要矛盾，故仲景实则藉此条导出虚证的治疗大法。也就是说，杂病虚证若见到阴(寒）证者，并非阴之有余，而是阳之不足，当扶阳以和阴；因寒证属阴，虚寒便是阳虚，扶阳则寒自除，故云：“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虚性病见到阳(热)证，亦非阳之有余，乃是因阴之不足，治宜补阴以配阳；因热证为阳，虚热便是阴虚林彪日记，养阴则热自退。故云：“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
刘献琳在近50年的教学临床实践中，正是通过日复一日的潜心钻研，质疑问难，一步一步达到理明识清。
“彰”，是指善于及时总结学习、临证中的所思、所疑、所悟，敢于提出新观点，以发扬经旨，推陈出新。例如，中风病舌强语蹇者，后世多从风痰、瘀血阻滞舌本脉络立论，以祛风除痰、活血通络法治之，用解语丹或通窍活血汤者颇多。刘献琳根据《灵枢》“肾，足少阴之脉……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之论，认为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精能化气，肾气包括肾阴和肾阳二个方面。其中，肾阴是肾阳的物质基础，对脏腑、组织、器官起濡养作用；肾阳则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动力，是肾阴的功能表现，对脏腑、组织、器官有温煦生化作用。若肾虚其气不能上至舌下，亦可致舌强语蹇。据此独辟蹊径，以地黄饮子随证加减治之，每获良效。
躬身实践 聚沙成塔
刘献琳临证精于思而敏于行，无论外感、内伤，往往能通过娴熟地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全面、准确地把握其病机、病位、病性及发展演变趋势，施以恰当治法。一位60岁女患者因反复发作性眩晕10余年，加重3天来诊，自述10年来常有间歇发作的强烈眩晕，睁眼时感天旋地转及周围景物转动，闭目则觉自身旋转，数更医而不效。刻诊：头晕时作，伴耳鸣、恶心、呕吐。平素体倦乏力，纳谷不香，舌淡苔白滑，脉弦滑。刘献琳认为，此脾失健运，饮邪停聚，上蒙清窍所致。急则治其标，当以五苓散加味化饮降逆，拟方如下：云苓30g，白术18g，泽泻18g，猪苓15g，天麻10g，钩藤30g，桂枝9g，生牡蛎30g，半夏15g，陈皮9g，磁石30g，五味子9g，甘草6g。服药4剂，诸症皆平。患者欲停药静养，刘献琳告之本病脾虚为本，饮盛上逆为标，服药后饮邪虽平，但脾虚未复，若就此停药，可因饮邪复聚而再度发作。患者未遵医嘱，果然前证复作。又延刘献琳诊治，仍以上方加味调治之，服药30剂，诸证皆愈，未再复发。
方剂是治法的重要载体，没有方药，治法无从体现，也难以完成辨证论治的全过程。然“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故刘献琳一贯反对那种“胸中无方”，临证时广络原野，恣意拼凑药物的组方方式，强调“胸中有方而又不泥于成方”是医生的基本素质。所谓“胸中有方”，是指对经方及后世医家经千锤百炼而创制的一系列确有实效的方剂，从药物组成、剂量、规格、煎服方法、药后调护到其主要适应症，皆了然于胸中。面对纷繁复杂的疾病，或集中一方之药力直捣病所，以迅速收功；或数方合用，组成“串方”或“连环方”，从多个层面祛邪扶正。对病因病机较为单纯者，不论其病程长短，多以一方为主，随证加减之；反之，则喜用“连环方”调治之。例如，治疗肋软骨炎，常用“肋软骨炎汤”。该方由栝楼薤白白酒汤、金铃子散、颠倒木金散、丹参饮及百合汤五方合并而成。肋软骨炎临床以胸痛、初起有微热、肋软骨隆起、疼痛、按之益甚、咳嗽、深呼吸及病侧上肢活动时疼痛加剧为特征，中医多辨为气滞饮停、血行不畅。刘献琳将温阳化饮、行气活血之品同炉共治，使温化水饮而无燥伤阴津之虞，行气活血而无耗气之弊。对于以胸痛、胸骨烧灼感、吞咽梗阻感或咽下困难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食管裂孔疝，刘献琳亦常使用上方合二陈汤，每收奇效。
治疗胃脘痛，刘献琳抓住气血、寒热两大法门，以“三合汤”加减化裁，屡起沉疴。三合汤由良附丸、丹参饮、百合汤三方组成。其中百合汤善疗气痛，行气止痛而不燥；良附丸有温中止痛、行气活血之功；丹参饮行气活血、芳香化蚀，对瘀血痰浊阻闭中焦之胃脘痛颇为适宜。若胃中灼热、嘈杂吞酸者，则再合左金丸，名“四合汤”。
总结归纳 执简驭繁
刘献琳善于及时将自己学习中的感悟、治病救疾的经验加以总结，并与大家分享。其在《论<金匮要略>的脏腑辨证及治疗要点》中指出，肺为五脏之华盖，主宣发肃降，五味中辛入肺，故仲景治疗外邪犯肺者，喜以轻清辛散之麻黄与苦辛温散之杏仁为主药。惟风寒者配以桂枝，如治疗刚痉之葛根汤；风热者配石膏，如治疗风水挟热之越婢汤；兼湿者，配薏苡仁，如治疗风湿日晡发热之麻杏薏甘汤。若肺气不足或上焦有寒不能制下，则见吐涎沫清稀而不咳、不渴、头眩、遗尿或小便数，即为虚寒肺痿。该病起于肺中虚冷，不能布散及摄纳津液，故仲景治之以甘草干姜汤辛甘化阳，培土生金。若气虚明显者，可加“性禀中和，不寒不燥，气冠群草，能回肺中元气于垂绝之乡”的人参和“味甘性温，质轻皮黄肉白，故能入肺补气，入表实卫”，有“补气诸药之最”美誉的黄芪。肺居上焦而喜清肃，若肺阴不足，或胃阴不足肥猪满圈，虚热内生，上熏于肺，灼津为痰，则见咳嗽气逆、咽喉不利、口中浊唾涎沫粘稠难出、脉虚数的虚热肺痿，治用麦门冬汤止逆下气、润肺化痰。若心肺阴虚，百脉失养，则致百合病。该病临床表现虽然繁杂多变，但只要抓住心肺阴虚内热这一根本，以百合地黄汤随证加减治之，常可使阴复热清，百脉调和，诸证自已。肺主气而司呼吸，若寒饮犯肺，阻塞气道，可致咳嗽气喘、喉中痰鸣、胸中胀满之肺胀，或见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之支饮。对此，仲景善用辛温宣散之麻黄，配温化水饮之半夏、细辛、干姜或生姜等，如射干麻黄汤、小青龙汤等。若饮郁化热者，可酌配生石膏，如越婢加半夏汤、厚朴麻黄汤。同时，注意散中有收，开阖有度，酌配五味子、芍药等酸敛之品，以防发散太过，耗伤肺气。肺为贮痰之器，若病人咳嗽气喘，时时吐稠痰胶粘，胸闷如窒，或痰多色白，端坐呼吸不能平卧者，为痰浊塞肺之证，可见于肺胀、悬饮、支饮等，治宜泻肺涤痰，宜酌选皂荚丸、十枣汤、葶苈大枣泻肺汤等。
《金匮要略》所论杂病涉及脾脏者颇多，刘献琳概括为脾阳(气)虚、脾虚水聚、湿热蕴脾、寒湿因脾、脾不统血、脾阴不足六端。其中脾气虚、脾阳虚者，既可见于虚寒性胸腹满痛，又可见于因脾虚带脉不坚，寒湿着于腰部而致的肾着。在治疗上，仲景多以人参、白术、甘草为主甘温益气，代表方剂为人参汤；若阳虚阴盛者，加蜀椒、干姜，如大建中汤；兼寒湿者，主以甘姜苓术汤。脾主升清，又主运化水谷和水湿。若脾虚不运，不仅容易招致外湿的侵袭，也可因水液代谢输布障碍而导致内湿或水气病。若湿热蕴脾，脾失健运，土壅木郁，“脾色必黄，瘀热以行”，则见目黄、身黄、小便黄的黄疸病。其中热重于湿者，偏重阳明，当以茵陈、栀子、大黄为主药，清热利湿通便，使黄毒从大、小便而去；湿重于热者，偏在太阴，当伍茯苓、泽泻等淡渗利湿之品，如茵陈五苓散。至于脾不统血之吐血、衄血或下血，则立足于温中摄血，可酌情选用柏叶汤及黄土汤、胶姜汤等。《金匮要略》所论杂病虽有60种之多，证型也较为复杂，通过运用脏腑辨证，有助于把握病位主体，从而使遣方用药更具有针对性。
刘献琳在总结其己治疗面神经麻痹的经验时指出：该病属《金匮》中风病范畴。由风寒之邪，侵犯太阳、阳明经脉郭柏鹭，气血津液运行不畅、筋脉失养所致，即所谓“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遂”，属外风，治之首推牵正散。运用该方时，需注意以下几点：①改散剂为汤剂：古人云：“汤者，荡也。”该病初起，以邪气盛为主要矛盾，汤剂药力宏大天国泪，有利于速去其邪；②白附子用量宜大：牵正散由白附子、僵蚕、全蝎各等份，共为细末，每服1钱，温酒送下。古人认为，白附子有毒，常用剂量为1～1.5钱。然此药入阳明经，祛风化痰，通络止痉，善治头面诸疾，主行药势，刘献琳将其作为治疗面神经麻痹的主药，剂量常达30g。经多年临床观察，疗效颇佳，未见不良反应。③配合驱风药：因本病系风寒之邪侵袭经脉所致，风自外入，当散而祛之加护亚依，故宜配荆芥、防风、薄荷、羌活，以散太阳经之风邪；葛根、白芷以祛阳明经之风邪。④配熄风止痉之蜈蚣，以增强全蝎、僵蚕祛风通络之功。
衷中参西 融会新知
刘献琳虽出身中医世家，但从不排斥西医，认为无论中医、西医，终极目标都是为病人解除病患疾苦。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只有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促进各自学术体系的完善，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其在《治疗病毒性肝炎的几点休会》一文中指出：急性病毒性肝炎，西医分为急性无黄疸型肝炎和急性黄疸型肝炎二类。中医所讨论的黄疸属于后者，其病因主要是脏脏功能失调，感染外邪。《金匮要略》黄疸病篇曰：“寸口脉浮而缓，浮则为风，缓则为痹，痹非中风。四肢苦烦，脾色必黄，瘀热以行。”因风为六淫之一，古人所说的六淫之邪致病，除了物理性致病因素外，还包括生物性致病因素在内，故《千金翼方》卷18认为：“凡遇时行热病，多必内瘀著黄。”《素问·气交变大论》云：“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两胁下少腹痛”；“岁火太过，炎暑流行，甚则胸中痛，胁发满，胁痛。”古人所说的热病，应该包括西医所说的多种传染病。因此，无黄疸型肝炎的证治可从古籍中胁痛门内探求。其临床表现除胁肋胀痛外，多兼腹胀、倦怠乏力、舌淡胖、苔薄白，或食欲不振、胃院胀满、恶心、呕吐、嗳气、苔厚腻等。肝为风木之脏，主藏血，性喜条达，又主疏泄；肾为肝之母，主藏精，为水火之宅，性命之根。肝肾同居下焦寸头有几种，精血互化，乙癸同源，肝病日久，穷则及肾，可兼见腰痛、口干、手足心热、舌红无苔等。在治疗上，刘献琳始终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注意把握三个要点：①认清标本：因急性黄疸性肝炎多以邪实为本，正虚为标，且以阳黄居多，治宜清利湿热、利胆退黄，佐以解毒，基本方为茵陈蒿汤合四苓散，且方中茵陈用量宜重，一般在30～60g，而大黄的用量应以服后保持大便微利为度，这对于排出体内湿毒，提高退黄效果至关重要。本着除邪务尽，祛邪安正的原则，刘献琳特别强调：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不可一见虚象即妄用温补，以免“炉烟虽熄，李宇菲灰中有火”，使病情反复。而无黄疸型肝炎，无论急性还是慢性，多以正虚为本，邪实为标，尤以肝郁脾虚者居多，治宜舒肝健脾，方用逍遥散加减。有郁热者，加黄芩、山栀、龙胆草等泄火以解毒；脾虚甚者，加黄芪、党参；肝气犯胃者，加苍术、厚朴、枳壳；肝区痛甚者，加丹参；肝阴不足者，加沙参、麦冬以柔肝养阴。②整体治疗，调养为主：华岫云指出“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用阳，其性刚，主动主升，全赖肾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肺金清肃下降之令以平之，中宫敦阜之土气以培之，则刚劲之质，得为柔和之体，遂其条达畅茂之性”，故治之应从整体出发，协调各脏腑功能。在治疗无黄疸型肝炎时，即使呈现肝大而质韧，亦不可徒用攻破逐瘀之品，以免诛伐无过，影响病体康复。③对肝功化验异常的认识和处理：刘献琳通过多年的临床观察，总结出一套针对肝功化验异常选择性用药的经验。黄疸指数高者，多属湿热毒邪蕴蒸，治之必用茵陈蒿、田基黄、玉米须，并酌选黄芩、黄连、黄柏、山栀、大黄等清热解毒之品，配茯苓、车前子、泽泻等淡渗利湿之品。而急性肝炎，或慢性肝炎活动期谷丙转氨酶升高者，若见舌红、苔黄腻、脉弦数或滑数，则为肝经湿热，治宜清泄肝热，佐以利湿化痰，方用龙胆泻肝汤合二陈汤加减。湿热去，舌苔退，谷丙转氨酶多会下降。若见胁痛隐隐、心烦、口干咽燥，尤其是舌红、少苔或无苔，则为肝阴亏虚，多见于慢性肝炎活动期，治宜养阴柔肝，选用沙参麦冬汤加减。肝硬化腹水多由慢性肝炎迁延不愈所致。腹水的出现，常提示肝硬化已进入晚期。病人除食欲减退、倦怠乏力、体重减轻、腹胀、腹泻等常见症状以及肝脏质韧或坚硬，表面呈粒状或结节状，脾肿大，面色黝黑，黄疸等体征外，肝功能检查往往突出表现为蛋白质代谢异常。如血清总蛋白尤其是白蛋白降低而球蛋白升高，甚至白蛋白与球蛋白比例倒置；血清蛋白电泳白蛋白减少，γ-球蛋白增加者，应扶正与利水并施，常常通过舒肝养血，益气健脾，使肝气条达，脾气健运，进而达到消除腹水的目的。倘若不能认识到腹水乃肝脾功能失调的病理产物，属病之标，而徒以利水逐邪法治之，必然会更伤正气，正气无力抗邪，腹水终难消除。
刘献琳认为，白蛋白属人体的精微物质那齐娅，离不开脾的化生与健运，故在治疗肝硬化腹水时，除了以当归、白芍配柴胡养血舒肝外，常重用黄芪、党参、白术配甘草益气健脾，培土以荣木，健脾以利水。传统方法治疗腹水，多侧重于攻逐水饮或淡渗利水。刘献琳通过向西医学习，认识到此法极易因损伤肝肾之阴而诱发肝昏迷或大出血，不可不慎。基于此，刘献琳治疗肝硬化腹水时，十分注意逐水与养阴并举，喜随证配伍沙参、麦门冬润肺以滋肾，使利水消胀而无伤阴之虞，实属上工之治。
淡泊名利 以德统才
《千金要方》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随身英雄杀。”作为医生，刘献琳在临证中不务虚名，唯求实效，接诊的病人再多也决不敷衍，尤其对初诊者，总是注意通过恰当的问诊，了解其发病原因、就诊过程、对治疗的反应等，全面收集临床资料，娴熟运用中医理论分析、归纳病机，明确诊断后据此拟定适宜的治法及方药，并详细记录在案。对于疗效不佳者，敢于直面，不文过饰非，反复推敲处置欠妥之处及时予以修正。遇到自己经验较少的病证，亦不草率诊治，而是向其介绍术有专长的医生，足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豁达的胸襟。由于善治杂病、怪病，刘献琳门诊量很大，但从没有亲疏远近之分，倡导公平就医；对于家境不好的病人，不仅精心诊治，还注意尽量使用简、便、廉、验之方药，为其减轻经济负担。
刘献琳禀性谦和敦厚，在学术上孜孜以求，鄙视“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的陋习，笃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注意向前辈学，向书本学汤宗霖，向包括西医在内的同行学习。例如，“五参汤”(党参、玄参、苦参、北沙参、丹参)是他人治疗“房颤”的一张方子，刘献琳通过临床应用，反复验证，发现该方不仅对“房颤”有较好疗效，经过适当加减化裁，还可治疗多种心律失常。如合银翘散治疗感冒后心动过速伴全身明显乏力者；合生脉散治疗心肌炎频发早搏属心肺气阴两虚者。
在我校工作近五十年，刘献琳始终脚踏实地的对待工作，认真周到地对待病人，严格耐心地指导学生，谦虚真诚地对待同道，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地对待成败，以精良的医术，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格赢得了广大患者及师生的尊敬和爱戴。
（本稿由中医学院张甦颖 陶汉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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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委宣传部
技术｜于悦
主编｜刘明、周昌
精研经典 躬身实践
——记我校老一辈名中医刘献琳教授
刘献琳，字璞亭(1928—2000)，山东曹县人。
刘献琳，幼承家学，成年后弃文从医,拜当地名医李光济为师，寒暑两载，侍诊之余，朝夕苦读，终得真传。刘献琳怀慈悲之心精研医术，很快便以擅治杂病而名闻乡里。1958年春，刘献琳被推荐至南京中医学院教学研究班深造，结业后分配至山东中医学院工作。先后担任山东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副主任兼内科教研室主任、金匮教研室主任，是我校首批被评聘的副教授及硕士研究生导师，在教书育人,潜心临床的同时，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熟读经典 探赜索隐
刘献琳常说，要想精通中医医理，须溯本寻源，从四大经典学起。研习经典的方法，则推崇《素问·著至教论》中提出的“诵”“解”“别”“明”“彰”。
“诵”，是中医之“看家本领”。背诵伊始，虽不一定能通晓原文含义，但“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若能将经典条文烂熟于心中，临证便可触机即发，且终生受益。刘献琳经常告诫学生，“背书要趁年少时”，倡导朗诵，以期闻之于耳，会之于心季三保。刘献琳曾精选《金匮要略》重点条文213条编印为袖珍本《金匮要略原文选读》，供学生随身携带，深受大家欢迎。
“解”，即理解、通晓。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例如，对《金匮要略》第七篇第2条贞德兽，刘献琳通过层层辨析，认为此乃仲景借卫、气、营、血来说明肺痈的病理变化并揭示其辨证方法。文中“寸口脉微而数”“微则为风”“微则汗出”的“微”字，当遵《医宗金鉴》之说作“浮”字解，提示肺痈初起，邪在卫分，即“风中于卫”“风伤皮毛”，其临床表现是发热恶寒，汗出，脉浮数；再进一步发展，则进入气分，文中虽未见“气分”一词，但“风舍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已是邪入气分的明证。肺主气、司呼吸，外邪犯肺，肺失清肃，则咳嗽加重，气喘、胸满，甚至腹满，咽喉干燥，口渴引饮。邪不在表，故不恶寒而恶热。逮至“热过于营”，则见发热不退，午后及夜间尤甚；热邪蒸腾营阴上承，故由热在气分的口渴引饮，变为“咽燥不渴”，并出现“多唾浊沫”的脓性痰液，提示病变进入成痈期。最后，因“热伤血脉”，使“血为之凝滞，蓄结痈脓，吐如米粥”，则标志着肺痈已进入脓溃期。
“别”，即区分、辨别。刘献琳对学习经典著作时遇到的问题从不轻易放过，或求教师友，或通过研读诸家注释，启迪思路。读注时，喜用“横向比较法”。即同时参阅数家关于同一问题或条文的注释，通过对比分析，择其善而从之逍遥圣君。例如，对《金匮要略》第六篇 “男子平人，脉虚弱细微者，喜盗汗也”的机理，后世有主阴虚内热者，有主卫阳虚衰者，有云“脉证不合，必有脱简”者，有主阴损及阳，阴阳两虚者。刘献琳认为，本条既言“平人”，当指外无明显病态者；冠以“男子”，又隐含房劳伤肾，肾精不足之意。精血同源而属阴，血为气之母，气属阳。尤在泾、魏念庭之注，虽有简繁天府事变，但皆从阴阳两虚立论，且与脉证契合绿袖子吉他谱，堪称精注。在指导研究生学习经典著作时，刘献琳也要求他们通过这种“横向比较法”释疑问难，并逐条写出简洁的心得体会，以加深对条文的理解。
学习经典著作，诚然须以反复诵读为基础，但诵读只是手段和方法，要真正做到学以致用，除了博采众家之长，还需不断在学习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而这一过程，就是“明”。如对《金匮要略》第三篇之“百合病，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见阳攻阴，复发其汗，此为逆；见阴攻阳，乃复下之，此亦为逆”一条，后世注家多囿于“百合病”三字，解读为百合病的治法。对于文中的“阴”“阳”，或从虚热、虚寒立论，或从表、里着眼，或干脆避而不释。惟刘献琳结合临床实际指出，百合病是一种阴虚内热的疾患，属虚寒者极少，将此条定位于百合病治法显然不妥。而百合病又确以正虚为主要矛盾，故仲景实则藉此条导出虚证的治疗大法。也就是说，杂病虚证若见到阴(寒）证者，并非阴之有余，而是阳之不足，当扶阳以和阴；因寒证属阴，虚寒便是阳虚，扶阳则寒自除，故云：“见于阴者，以阳法救之。”虚性病见到阳(热)证，亦非阳之有余，乃是因阴之不足，治宜补阴以配阳；因热证为阳，虚热便是阴虚林彪日记，养阴则热自退。故云：“见于阳者，以阴法救之。”
刘献琳在近50年的教学临床实践中，正是通过日复一日的潜心钻研，质疑问难，一步一步达到理明识清。
“彰”，是指善于及时总结学习、临证中的所思、所疑、所悟，敢于提出新观点，以发扬经旨，推陈出新。例如，中风病舌强语蹇者，后世多从风痰、瘀血阻滞舌本脉络立论，以祛风除痰、活血通络法治之，用解语丹或通窍活血汤者颇多。刘献琳根据《灵枢》“肾，足少阴之脉……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之论，认为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精能化气，肾气包括肾阴和肾阳二个方面。其中，肾阴是肾阳的物质基础，对脏腑、组织、器官起濡养作用；肾阳则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动力，是肾阴的功能表现，对脏腑、组织、器官有温煦生化作用。若肾虚其气不能上至舌下，亦可致舌强语蹇。据此独辟蹊径，以地黄饮子随证加减治之，每获良效。
躬身实践 聚沙成塔
刘献琳临证精于思而敏于行，无论外感、内伤，往往能通过娴熟地运用望、闻、问、切四诊，全面、准确地把握其病机、病位、病性及发展演变趋势，施以恰当治法。一位60岁女患者因反复发作性眩晕10余年，加重3天来诊，自述10年来常有间歇发作的强烈眩晕，睁眼时感天旋地转及周围景物转动，闭目则觉自身旋转，数更医而不效。刻诊：头晕时作，伴耳鸣、恶心、呕吐。平素体倦乏力，纳谷不香，舌淡苔白滑，脉弦滑。刘献琳认为，此脾失健运，饮邪停聚，上蒙清窍所致。急则治其标，当以五苓散加味化饮降逆，拟方如下：云苓30g，白术18g，泽泻18g，猪苓15g，天麻10g，钩藤30g，桂枝9g，生牡蛎30g，半夏15g，陈皮9g，磁石30g，五味子9g，甘草6g。服药4剂，诸症皆平。患者欲停药静养，刘献琳告之本病脾虚为本，饮盛上逆为标，服药后饮邪虽平，但脾虚未复，若就此停药，可因饮邪复聚而再度发作。患者未遵医嘱，果然前证复作。又延刘献琳诊治，仍以上方加味调治之，服药30剂，诸证皆愈，未再复发。
方剂是治法的重要载体，没有方药，治法无从体现，也难以完成辨证论治的全过程。然“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故刘献琳一贯反对那种“胸中无方”，临证时广络原野，恣意拼凑药物的组方方式，强调“胸中有方而又不泥于成方”是医生的基本素质。所谓“胸中有方”，是指对经方及后世医家经千锤百炼而创制的一系列确有实效的方剂，从药物组成、剂量、规格、煎服方法、药后调护到其主要适应症，皆了然于胸中。面对纷繁复杂的疾病，或集中一方之药力直捣病所，以迅速收功；或数方合用，组成“串方”或“连环方”，从多个层面祛邪扶正。对病因病机较为单纯者，不论其病程长短，多以一方为主，随证加减之；反之，则喜用“连环方”调治之。例如，治疗肋软骨炎，常用“肋软骨炎汤”。该方由栝楼薤白白酒汤、金铃子散、颠倒木金散、丹参饮及百合汤五方合并而成。肋软骨炎临床以胸痛、初起有微热、肋软骨隆起、疼痛、按之益甚、咳嗽、深呼吸及病侧上肢活动时疼痛加剧为特征，中医多辨为气滞饮停、血行不畅。刘献琳将温阳化饮、行气活血之品同炉共治，使温化水饮而无燥伤阴津之虞，行气活血而无耗气之弊。对于以胸痛、胸骨烧灼感、吞咽梗阻感或咽下困难为主要临床表现的食管裂孔疝，刘献琳亦常使用上方合二陈汤，每收奇效。
治疗胃脘痛，刘献琳抓住气血、寒热两大法门，以“三合汤”加减化裁，屡起沉疴。三合汤由良附丸、丹参饮、百合汤三方组成。其中百合汤善疗气痛，行气止痛而不燥；良附丸有温中止痛、行气活血之功；丹参饮行气活血、芳香化蚀，对瘀血痰浊阻闭中焦之胃脘痛颇为适宜。若胃中灼热、嘈杂吞酸者，则再合左金丸，名“四合汤”。
总结归纳 执简驭繁
刘献琳善于及时将自己学习中的感悟、治病救疾的经验加以总结，并与大家分享。其在《论<金匮要略>的脏腑辨证及治疗要点》中指出，肺为五脏之华盖，主宣发肃降，五味中辛入肺，故仲景治疗外邪犯肺者，喜以轻清辛散之麻黄与苦辛温散之杏仁为主药。惟风寒者配以桂枝，如治疗刚痉之葛根汤；风热者配石膏，如治疗风水挟热之越婢汤；兼湿者，配薏苡仁，如治疗风湿日晡发热之麻杏薏甘汤。若肺气不足或上焦有寒不能制下，则见吐涎沫清稀而不咳、不渴、头眩、遗尿或小便数，即为虚寒肺痿。该病起于肺中虚冷，不能布散及摄纳津液，故仲景治之以甘草干姜汤辛甘化阳，培土生金。若气虚明显者，可加“性禀中和，不寒不燥，气冠群草，能回肺中元气于垂绝之乡”的人参和“味甘性温，质轻皮黄肉白，故能入肺补气，入表实卫”，有“补气诸药之最”美誉的黄芪。肺居上焦而喜清肃，若肺阴不足，或胃阴不足肥猪满圈，虚热内生，上熏于肺，灼津为痰，则见咳嗽气逆、咽喉不利、口中浊唾涎沫粘稠难出、脉虚数的虚热肺痿，治用麦门冬汤止逆下气、润肺化痰。若心肺阴虚，百脉失养，则致百合病。该病临床表现虽然繁杂多变，但只要抓住心肺阴虚内热这一根本，以百合地黄汤随证加减治之，常可使阴复热清，百脉调和，诸证自已。肺主气而司呼吸，若寒饮犯肺，阻塞气道，可致咳嗽气喘、喉中痰鸣、胸中胀满之肺胀，或见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之支饮。对此，仲景善用辛温宣散之麻黄，配温化水饮之半夏、细辛、干姜或生姜等，如射干麻黄汤、小青龙汤等。若饮郁化热者，可酌配生石膏，如越婢加半夏汤、厚朴麻黄汤。同时，注意散中有收，开阖有度，酌配五味子、芍药等酸敛之品，以防发散太过，耗伤肺气。肺为贮痰之器，若病人咳嗽气喘，时时吐稠痰胶粘，胸闷如窒，或痰多色白，端坐呼吸不能平卧者，为痰浊塞肺之证，可见于肺胀、悬饮、支饮等，治宜泻肺涤痰，宜酌选皂荚丸、十枣汤、葶苈大枣泻肺汤等。
《金匮要略》所论杂病涉及脾脏者颇多，刘献琳概括为脾阳(气)虚、脾虚水聚、湿热蕴脾、寒湿因脾、脾不统血、脾阴不足六端。其中脾气虚、脾阳虚者，既可见于虚寒性胸腹满痛，又可见于因脾虚带脉不坚，寒湿着于腰部而致的肾着。在治疗上，仲景多以人参、白术、甘草为主甘温益气，代表方剂为人参汤；若阳虚阴盛者，加蜀椒、干姜，如大建中汤；兼寒湿者，主以甘姜苓术汤。脾主升清，又主运化水谷和水湿。若脾虚不运，不仅容易招致外湿的侵袭，也可因水液代谢输布障碍而导致内湿或水气病。若湿热蕴脾，脾失健运，土壅木郁，“脾色必黄，瘀热以行”，则见目黄、身黄、小便黄的黄疸病。其中热重于湿者，偏重阳明，当以茵陈、栀子、大黄为主药，清热利湿通便，使黄毒从大、小便而去；湿重于热者，偏在太阴，当伍茯苓、泽泻等淡渗利湿之品，如茵陈五苓散。至于脾不统血之吐血、衄血或下血，则立足于温中摄血，可酌情选用柏叶汤及黄土汤、胶姜汤等。《金匮要略》所论杂病虽有60种之多，证型也较为复杂，通过运用脏腑辨证，有助于把握病位主体，从而使遣方用药更具有针对性。
刘献琳在总结其己治疗面神经麻痹的经验时指出：该病属《金匮》中风病范畴。由风寒之邪，侵犯太阳、阳明经脉郭柏鹭，气血津液运行不畅、筋脉失养所致，即所谓“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喎僻不遂”，属外风，治之首推牵正散。运用该方时，需注意以下几点：①改散剂为汤剂：古人云：“汤者，荡也。”该病初起，以邪气盛为主要矛盾，汤剂药力宏大天国泪，有利于速去其邪；②白附子用量宜大：牵正散由白附子、僵蚕、全蝎各等份，共为细末，每服1钱，温酒送下。古人认为，白附子有毒，常用剂量为1～1.5钱。然此药入阳明经，祛风化痰，通络止痉，善治头面诸疾，主行药势，刘献琳将其作为治疗面神经麻痹的主药，剂量常达30g。经多年临床观察，疗效颇佳，未见不良反应。③配合驱风药：因本病系风寒之邪侵袭经脉所致，风自外入，当散而祛之加护亚依，故宜配荆芥、防风、薄荷、羌活，以散太阳经之风邪；葛根、白芷以祛阳明经之风邪。④配熄风止痉之蜈蚣，以增强全蝎、僵蚕祛风通络之功。
衷中参西 融会新知
刘献琳虽出身中医世家，但从不排斥西医，认为无论中医、西医，终极目标都是为病人解除病患疾苦。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只有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促进各自学术体系的完善，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其在《治疗病毒性肝炎的几点休会》一文中指出：急性病毒性肝炎，西医分为急性无黄疸型肝炎和急性黄疸型肝炎二类。中医所讨论的黄疸属于后者，其病因主要是脏脏功能失调，感染外邪。《金匮要略》黄疸病篇曰：“寸口脉浮而缓，浮则为风，缓则为痹，痹非中风。四肢苦烦，脾色必黄，瘀热以行。”因风为六淫之一，古人所说的六淫之邪致病，除了物理性致病因素外，还包括生物性致病因素在内，故《千金翼方》卷18认为：“凡遇时行热病，多必内瘀著黄。”《素问·气交变大论》云：“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两胁下少腹痛”；“岁火太过，炎暑流行，甚则胸中痛，胁发满，胁痛。”古人所说的热病，应该包括西医所说的多种传染病。因此，无黄疸型肝炎的证治可从古籍中胁痛门内探求。其临床表现除胁肋胀痛外，多兼腹胀、倦怠乏力、舌淡胖、苔薄白，或食欲不振、胃院胀满、恶心、呕吐、嗳气、苔厚腻等。肝为风木之脏，主藏血，性喜条达，又主疏泄；肾为肝之母，主藏精，为水火之宅，性命之根。肝肾同居下焦寸头有几种，精血互化，乙癸同源，肝病日久，穷则及肾，可兼见腰痛、口干、手足心热、舌红无苔等。在治疗上，刘献琳始终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注意把握三个要点：①认清标本：因急性黄疸性肝炎多以邪实为本，正虚为标，且以阳黄居多，治宜清利湿热、利胆退黄，佐以解毒，基本方为茵陈蒿汤合四苓散，且方中茵陈用量宜重，一般在30～60g，而大黄的用量应以服后保持大便微利为度，这对于排出体内湿毒，提高退黄效果至关重要。本着除邪务尽，祛邪安正的原则，刘献琳特别强调：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不可一见虚象即妄用温补，以免“炉烟虽熄，李宇菲灰中有火”，使病情反复。而无黄疸型肝炎，无论急性还是慢性，多以正虚为本，邪实为标，尤以肝郁脾虚者居多，治宜舒肝健脾，方用逍遥散加减。有郁热者，加黄芩、山栀、龙胆草等泄火以解毒；脾虚甚者，加黄芪、党参；肝气犯胃者，加苍术、厚朴、枳壳；肝区痛甚者，加丹参；肝阴不足者，加沙参、麦冬以柔肝养阴。②整体治疗，调养为主：华岫云指出“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用阳，其性刚，主动主升，全赖肾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肺金清肃下降之令以平之，中宫敦阜之土气以培之，则刚劲之质，得为柔和之体，遂其条达畅茂之性”，故治之应从整体出发，协调各脏腑功能。在治疗无黄疸型肝炎时，即使呈现肝大而质韧，亦不可徒用攻破逐瘀之品，以免诛伐无过，影响病体康复。③对肝功化验异常的认识和处理：刘献琳通过多年的临床观察，总结出一套针对肝功化验异常选择性用药的经验。黄疸指数高者，多属湿热毒邪蕴蒸，治之必用茵陈蒿、田基黄、玉米须，并酌选黄芩、黄连、黄柏、山栀、大黄等清热解毒之品，配茯苓、车前子、泽泻等淡渗利湿之品。而急性肝炎，或慢性肝炎活动期谷丙转氨酶升高者，若见舌红、苔黄腻、脉弦数或滑数，则为肝经湿热，治宜清泄肝热，佐以利湿化痰，方用龙胆泻肝汤合二陈汤加减。湿热去，舌苔退，谷丙转氨酶多会下降。若见胁痛隐隐、心烦、口干咽燥，尤其是舌红、少苔或无苔，则为肝阴亏虚，多见于慢性肝炎活动期，治宜养阴柔肝，选用沙参麦冬汤加减。肝硬化腹水多由慢性肝炎迁延不愈所致。腹水的出现，常提示肝硬化已进入晚期。病人除食欲减退、倦怠乏力、体重减轻、腹胀、腹泻等常见症状以及肝脏质韧或坚硬，表面呈粒状或结节状，脾肿大，面色黝黑，黄疸等体征外，肝功能检查往往突出表现为蛋白质代谢异常。如血清总蛋白尤其是白蛋白降低而球蛋白升高，甚至白蛋白与球蛋白比例倒置；血清蛋白电泳白蛋白减少，γ-球蛋白增加者，应扶正与利水并施，常常通过舒肝养血，益气健脾，使肝气条达，脾气健运，进而达到消除腹水的目的。倘若不能认识到腹水乃肝脾功能失调的病理产物，属病之标，而徒以利水逐邪法治之，必然会更伤正气，正气无力抗邪，腹水终难消除。
刘献琳认为，白蛋白属人体的精微物质那齐娅，离不开脾的化生与健运，故在治疗肝硬化腹水时，除了以当归、白芍配柴胡养血舒肝外，常重用黄芪、党参、白术配甘草益气健脾，培土以荣木，健脾以利水。传统方法治疗腹水，多侧重于攻逐水饮或淡渗利水。刘献琳通过向西医学习，认识到此法极易因损伤肝肾之阴而诱发肝昏迷或大出血，不可不慎。基于此，刘献琳治疗肝硬化腹水时，十分注意逐水与养阴并举，喜随证配伍沙参、麦门冬润肺以滋肾，使利水消胀而无伤阴之虞，实属上工之治。
淡泊名利 以德统才
《千金要方》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随身英雄杀。”作为医生，刘献琳在临证中不务虚名，唯求实效，接诊的病人再多也决不敷衍，尤其对初诊者，总是注意通过恰当的问诊，了解其发病原因、就诊过程、对治疗的反应等，全面收集临床资料，娴熟运用中医理论分析、归纳病机，明确诊断后据此拟定适宜的治法及方药，并详细记录在案。对于疗效不佳者，敢于直面，不文过饰非，反复推敲处置欠妥之处及时予以修正。遇到自己经验较少的病证，亦不草率诊治，而是向其介绍术有专长的医生，足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豁达的胸襟。由于善治杂病、怪病，刘献琳门诊量很大，但从没有亲疏远近之分，倡导公平就医；对于家境不好的病人，不仅精心诊治，还注意尽量使用简、便、廉、验之方药，为其减轻经济负担。
刘献琳禀性谦和敦厚，在学术上孜孜以求，鄙视“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的陋习，笃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注意向前辈学，向书本学汤宗霖，向包括西医在内的同行学习。例如，“五参汤”(党参、玄参、苦参、北沙参、丹参)是他人治疗“房颤”的一张方子，刘献琳通过临床应用，反复验证，发现该方不仅对“房颤”有较好疗效，经过适当加减化裁，还可治疗多种心律失常。如合银翘散治疗感冒后心动过速伴全身明显乏力者；合生脉散治疗心肌炎频发早搏属心肺气阴两虚者。
在我校工作近五十年，刘献琳始终脚踏实地的对待工作，认真周到地对待病人，严格耐心地指导学生，谦虚真诚地对待同道，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地对待成败，以精良的医术，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格赢得了广大患者及师生的尊敬和爱戴。
（本稿由中医学院张甦颖 陶汉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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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党委宣传部
技术｜于悦
主编｜刘明、周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