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推文1034】财政激励与中国的预算周期-香樟经济学术圈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原文信息： Tsai, P. H. (2016). Fiscal 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3(6), 1030-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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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传统的政治预算周期理论认为，在职政治家有动机利用预算资源，如增加公共支出或者减少征税等手段，在选举前刺激经济增长，以此体现执政能力，从而提高再当选的几率。由于信息不对称，政治家可能倾向于增加那些产生容易看得见政绩的支出，如资本性支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发展性项目等市井贵女，因此官员的变动可能导致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基于中国的背景，Guo（2009）研究了县级水平总支出的政治周期现象，他发现县级领导在他们任期的末期，即第三和第四年增加财政总支出，因为在这个时候上级党代会将调整人事安排。
与Guo的研究不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Pi-Han Tsai的论文分析了省级层面的预算支出的政治周期现象。和县市级领导不同，很多省级主政官员已经是中央委员，他们晋升的财政激励可能与县市级领导不完全相同，学界并不清楚省级领导控制的财政支出是受其自身的晋升激励的影响，还是由中央政策方针决定（部分省级领导也会参与中央决策）。该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政治预算周期在中国是否也存在？如果存在，推动省级政府预算周期的主要机制是政治晋升，还是中央政策周期茶杯猫图片？
通过分析中国30个省级政府1980年到2006年的财政数据，本文研究了省级政府总支出和不同类型支出的政治预算周期现象，作者发现省级领导的在职时间对预算周期的影响十分微小。相反地，预算周期和党代会周期高度重合。党代会召开前两年，省级领导显著增加资本支出，如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技三项资金，并且降低经常性支出，如农业补贴。相反地，在党代会召开当年，省级领导将增加经常性支出，如社会性支出与行政管理费，降低资本性支出。基于上述发现，作者认为，中国省级政府预算周期的推动机制主要不是由主政官员个人晋升机制决定的（任期对支出的影响较小），而是主要由省级主政官员参与制定的国家政策周期决定的（党代会周期对政府支出及其结构影响较大）。李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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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量模型构建
论文的因变量是财政总支出，包括预算支出和税收收入，以及财政分项目支出。分项目支出包括5类：基础建设、科技三项资金、行政管理费和社会性支出，所有支出均为预算内支出，其中基础建设和科技三项资金是资本性支出，而后三类支出则被视为经常性支出。
本文的模型聚焦于省级主政官员的任期时间，形式如下：
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省长、省委书记在任时间变量Tenure及其平方形式（测量任期和财政支出的非线性关系）。由于支出变量有很强的时间连续性，固定效应模型可能面临着较大偏误，作者对除了官员任期外的所有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论文的基准模型如下：
第二个模型聚焦于党代会的预算周期效应，模型形式如下：
主要的自变量，、、分别是指党代会召开当年、召开前一年、前两年。然而，上述模型仍然存在两个不可忽略的问题阴枣，第一个是潜在的序列相关问题，即和可能存在相关性，第二个问题是第一个差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省级主政官员任期与财政支出存在内生性关系，一方面省级主政官员可能在任期内操作支出及其结构，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可能决定了中央政府对省级主政官员的评价，进而影响了官员任期。对于上述问题，作者使用系统广义矩阵模型(system GMM)作为一阶差分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特别是对于内生性问题，作者认为，省级主政官员的教育水平和年龄是任期变量的两个十分有力的外生性工具，可以有效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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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员任期效应
论文的第一个基本假设是，省级主政官员为了在任期的第四或第五年晋升，倾向于在此之前增加资本支出，而在任期的第四年和第五年增加经常性支出。原文表2第一部分报告了任期对总支出和总税收的一阶差分统计结果，第二部分报告了任期对分项支出影响的分析结果血洗鳄鱼仇。
结果显示毛薯，官员任期对总支出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任期平方项对税收收入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2的第一部分显示，无论是省长还是省委书记都有动机在任期内增加税收，并在任期的第五和第六年达到顶峰，在第二个任期内减少支出。表2的第二部分显示，任期对资本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只有省委书记任期年份的增长降低了政府行政管理费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在省委书记任期的第6年和第7年达到最低点。总之，上述发现表明，省级主政官员任期对预算周期的影响很小。
2.党代会效应
表3报告了党代会对预算周期的影响。表3的第一部分结果显示省级主政官员有很强的动机在党代会召开的两年前增加总支出，并在党代会当年降低总支出。平均而言，在党代会召开前两年省级领导增加约11.9亿元的税收，增加13亿元的支出。表3的第二部分报告了党代会对不同类型支出的影响。在党代会召开的前两年，省级领导显著增加了资本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技三项资金。对于经常性支出，预算周期性恰恰相反，党代会召开两年前，农业补贴支出显著降低（对社会性支出的影响同样为负，但不显著）我主法兰西 ，在党代会召开当年以及前一年，省级领导才增加社会性支出和行政管理费。
Table 3 Effect of the NCCP (firs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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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
1. GMM模型检验
如前文所言，一阶差分模型可能存在着滞后因变量与滞后误差项相关性问题，以及财政支出与任期时间的内生性问题。为此，作者使用系统GMM模型重新检验了上述模型，结果报告在原文的表6和表7中。表6显示，在所有回归模型中，省级领导任期对因变量都没有显著影响，表7的结果表明党代会召开前两年，总支出和税收收入均显著增长，这和基准模型的结果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GMM模型里，党代会当年对总支出影响不显著，而对收入影响显著为正。对于经常性支出，党代会召开两年前，社会性支出和政府行政管理费显著增长，党代会召开当年对经常性支出的影响仍然为正。总之，GMM模型的结果与表2、表3的基准模型结果没有显著的差异稀人，基准模型的结果得到进一步验证。
2.中央委员因素
省级领导的任期时间对预算周期的影响不显著，作者的解释是官员的个人晋升激励对预算周期并没有发挥作用，预算周期主要由国家性政策周期决定的。然而，另外一种解释是，省级主政官员的晋升机制十分复杂，并不是简单由政绩决定的。一些省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央（候补）委员，对于这类官员，进一步晋升（到政治局）可能取决于其家庭背景与政治关系，而不是取决于执政绩效。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批官员控制财政支出的动机显然不高。为了检验这个解释是否成立爸爸别走，作者在基准模型里加入了任期变量和省级领导是否担任中央正式委员的交互项，GMM的检验结果发现，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基本不显著，这一结果排除了省级领导作为中央委员对预算周期的影响，从而进一步验证了省级预算周期不受领导个人晋升因素影响的结论。
3.任期与党代会重合因素
任期对财政支出影响不显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任期与党代会周期重合，党代会的影响冲抵了任期的影响。因此，作者在模型中加入了省级领导第五年任期哑变量与党代会不同时段变量的交互项，结果同样发现，在大多数模型里，交互性对因变量影响不显著。
4.分税制改革因素
作者认为，分税制改革前后，国家政策可能发生变化，进而改变了省级领导的行为与预算周期模式。作者因此在模型中加入1994年改革变量与党代会不同时段变量的哑变量。和交互项在大多数模型里对因变量都有显著影响，模型表明，党代会周期对总支出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分税制改革以后，党代会周期对分项支出（行政管理费除外）的影响也主要发生在改革后。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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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观点认为官员个人晋升激励决定了预算周期，但是本文的研究拒绝了这一论点，晋升激励对预算周期的影响非常微弱。原因可能在于，相比经济与财政绩效，其他因素对省级领导的政治晋升的影响更大。此外，省级领导职位变动十分频繁，政治晋升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省级领导操作政府预算的动机也较低。
相反，文章发现预算周期和党代会周期高度一致，国家政策周期推动了政府预算周期的形成冷血黑道总裁。党代会前支出，特别是资本性支出的增长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央政府制定财政扩张政策，但是到了新的政治周期开始时，经济往往处于膨胀期，中央政府制定了经济紧缩计划，通过限制信贷流通和减少投资来抑制经济过热，导致资本性支出的降低。在选举年，农业补贴、社会性支出显著增长的原因可能在于领导人出于维护选举年社会稳定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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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点简单的评论
作者认为党代会对预算周期的显著影响源于中央政策的周期性，这一解释值得进一步讨论毛利战舞。在中国，党代会本身就标志着重大的人事更迭，党代会后多数省份主政领导陆续发生变动，因此党代会对省级领导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为了谋取在党代会后政治晋升资本，在党代会前两年，省级领导有很强的动机提高政府支出，特别是资本性支出，提高经济增速。党代会因素恰恰表明政治晋升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仅认为党代会因素是中央政策周期，忽略了党代会后人事变动这一现象。合适的做法是，应在模型中加入任期时间（tenure）和党代会时段变量的交互项，看看党代会是否影响任期时间对预算周期的作用。此外，作者认为党代会作为中央政策周期对预算周期的决定作用，这一解释不尽合理，而且实证检验也显然不足。如果是中央政策周期发挥作用，那么党代会前两年经济应该处于紧缩期，在党代会召开当年经济处于膨胀期，但是作者并没有提供对这一解释的实证证据，作者应该检验党代会召开前两年以及当年对经济增速或通胀水平的影响，看是党代会与经济周期是否重合。
原文摘要：
Abstract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in democracies have been extensively analyzed, but few studies of non-democracies exist. This paper explores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in China’s provinces. Using data from Chinese provinces from 1980 to 2006su100y ,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effects of a provincial leader’s tenure on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are minimal, implying a weak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nding composition and a politician’s time in office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However, there exists a national coordinated cycle associated with the timing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NCCP). Two years prior to the NCCP, politicians are likely to shift public spending toward capital expenditures, such as innovation funds and capital construction华邑阳光里 , and away from current expenditures, such as agricultural subsidies. The opposite pattern occurs during the year of the NCCP, when politicians increase current expenditures, such as social expenditures and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decrease capital expenditures. The increased capital expenditures 2 years prior to the NCCP are accompanied by an increase in taxation and total aggregate spending.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provincial budget cycles are mainly driven by national policies rather than by provincial leaders’ personal career incentives. Chinese leaders’ fiscal behaviors are constrained by the dynamics of the national leadership transition付佳美微博, resulting in similar distortions to those found in the democratic countries.
声明：推文仅代表文章原作者观点，以及推文作者的评论观点，并不代表香樟经济学术圈公众号平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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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李兆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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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Tsai, P. H. (2016). Fiscal 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 23(6), 1030-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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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传统的政治预算周期理论认为，在职政治家有动机利用预算资源，如增加公共支出或者减少征税等手段，在选举前刺激经济增长，以此体现执政能力，从而提高再当选的几率。由于信息不对称，政治家可能倾向于增加那些产生容易看得见政绩的支出，如资本性支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发展性项目等市井贵女，因此官员的变动可能导致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基于中国的背景，Guo（2009）研究了县级水平总支出的政治周期现象，他发现县级领导在他们任期的末期，即第三和第四年增加财政总支出，因为在这个时候上级党代会将调整人事安排。
与Guo的研究不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Pi-Han Tsai的论文分析了省级层面的预算支出的政治周期现象。和县市级领导不同，很多省级主政官员已经是中央委员，他们晋升的财政激励可能与县市级领导不完全相同，学界并不清楚省级领导控制的财政支出是受其自身的晋升激励的影响，还是由中央政策方针决定（部分省级领导也会参与中央决策）。该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政治预算周期在中国是否也存在？如果存在，推动省级政府预算周期的主要机制是政治晋升，还是中央政策周期茶杯猫图片？
通过分析中国30个省级政府1980年到2006年的财政数据，本文研究了省级政府总支出和不同类型支出的政治预算周期现象，作者发现省级领导的在职时间对预算周期的影响十分微小。相反地，预算周期和党代会周期高度重合。党代会召开前两年，省级领导显著增加资本支出，如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技三项资金，并且降低经常性支出，如农业补贴。相反地，在党代会召开当年，省级领导将增加经常性支出，如社会性支出与行政管理费，降低资本性支出。基于上述发现，作者认为，中国省级政府预算周期的推动机制主要不是由主政官员个人晋升机制决定的（任期对支出的影响较小），而是主要由省级主政官员参与制定的国家政策周期决定的（党代会周期对政府支出及其结构影响较大）。李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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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量模型构建
论文的因变量是财政总支出，包括预算支出和税收收入，以及财政分项目支出。分项目支出包括5类：基础建设、科技三项资金、行政管理费和社会性支出，所有支出均为预算内支出，其中基础建设和科技三项资金是资本性支出，而后三类支出则被视为经常性支出。
本文的模型聚焦于省级主政官员的任期时间，形式如下：
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省长、省委书记在任时间变量Tenure及其平方形式（测量任期和财政支出的非线性关系）。由于支出变量有很强的时间连续性，固定效应模型可能面临着较大偏误，作者对除了官员任期外的所有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处理。论文的基准模型如下：
第二个模型聚焦于党代会的预算周期效应，模型形式如下：
主要的自变量，、、分别是指党代会召开当年、召开前一年、前两年。然而，上述模型仍然存在两个不可忽略的问题阴枣，第一个是潜在的序列相关问题，即和可能存在相关性，第二个问题是第一个差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省级主政官员任期与财政支出存在内生性关系，一方面省级主政官员可能在任期内操作支出及其结构，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可能决定了中央政府对省级主政官员的评价，进而影响了官员任期。对于上述问题，作者使用系统广义矩阵模型(system GMM)作为一阶差分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特别是对于内生性问题，作者认为，省级主政官员的教育水平和年龄是任期变量的两个十分有力的外生性工具，可以有效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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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员任期效应
论文的第一个基本假设是，省级主政官员为了在任期的第四或第五年晋升，倾向于在此之前增加资本支出，而在任期的第四年和第五年增加经常性支出。原文表2第一部分报告了任期对总支出和总税收的一阶差分统计结果，第二部分报告了任期对分项支出影响的分析结果血洗鳄鱼仇。
结果显示毛薯，官员任期对总支出没有显著影响，但是任期平方项对税收收入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2的第一部分显示，无论是省长还是省委书记都有动机在任期内增加税收，并在任期的第五和第六年达到顶峰，在第二个任期内减少支出。表2的第二部分显示，任期对资本支出没有显著影响，只有省委书记任期年份的增长降低了政府行政管理费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在省委书记任期的第6年和第7年达到最低点。总之，上述发现表明，省级主政官员任期对预算周期的影响很小。
2.党代会效应
表3报告了党代会对预算周期的影响。表3的第一部分结果显示省级主政官员有很强的动机在党代会召开的两年前增加总支出，并在党代会当年降低总支出。平均而言，在党代会召开前两年省级领导增加约11.9亿元的税收，增加13亿元的支出。表3的第二部分报告了党代会对不同类型支出的影响。在党代会召开的前两年，省级领导显著增加了资本支出，特别是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技三项资金。对于经常性支出，预算周期性恰恰相反，党代会召开两年前，农业补贴支出显著降低（对社会性支出的影响同样为负，但不显著）我主法兰西 ，在党代会召开当年以及前一年，省级领导才增加社会性支出和行政管理费。
Table 3 Effect of the NCCP (firs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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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
1. GMM模型检验
如前文所言，一阶差分模型可能存在着滞后因变量与滞后误差项相关性问题，以及财政支出与任期时间的内生性问题。为此，作者使用系统GMM模型重新检验了上述模型，结果报告在原文的表6和表7中。表6显示，在所有回归模型中，省级领导任期对因变量都没有显著影响，表7的结果表明党代会召开前两年，总支出和税收收入均显著增长，这和基准模型的结果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GMM模型里，党代会当年对总支出影响不显著，而对收入影响显著为正。对于经常性支出，党代会召开两年前，社会性支出和政府行政管理费显著增长，党代会召开当年对经常性支出的影响仍然为正。总之，GMM模型的结果与表2、表3的基准模型结果没有显著的差异稀人，基准模型的结果得到进一步验证。
2.中央委员因素
省级领导的任期时间对预算周期的影响不显著，作者的解释是官员的个人晋升激励对预算周期并没有发挥作用，预算周期主要由国家性政策周期决定的。然而，另外一种解释是，省级主政官员的晋升机制十分复杂，并不是简单由政绩决定的。一些省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央（候补）委员，对于这类官员，进一步晋升（到政治局）可能取决于其家庭背景与政治关系，而不是取决于执政绩效。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批官员控制财政支出的动机显然不高。为了检验这个解释是否成立爸爸别走，作者在基准模型里加入了任期变量和省级领导是否担任中央正式委员的交互项，GMM的检验结果发现，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基本不显著，这一结果排除了省级领导作为中央委员对预算周期的影响，从而进一步验证了省级预算周期不受领导个人晋升因素影响的结论。
3.任期与党代会重合因素
任期对财政支出影响不显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任期与党代会周期重合，党代会的影响冲抵了任期的影响。因此，作者在模型中加入了省级领导第五年任期哑变量与党代会不同时段变量的交互项，结果同样发现，在大多数模型里，交互性对因变量影响不显著。
4.分税制改革因素
作者认为，分税制改革前后，国家政策可能发生变化，进而改变了省级领导的行为与预算周期模式。作者因此在模型中加入1994年改革变量与党代会不同时段变量的哑变量。和交互项在大多数模型里对因变量都有显著影响，模型表明，党代会周期对总支出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分税制改革以后，党代会周期对分项支出（行政管理费除外）的影响也主要发生在改革后。
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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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观点认为官员个人晋升激励决定了预算周期，但是本文的研究拒绝了这一论点，晋升激励对预算周期的影响非常微弱。原因可能在于，相比经济与财政绩效，其他因素对省级领导的政治晋升的影响更大。此外，省级领导职位变动十分频繁，政治晋升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省级领导操作政府预算的动机也较低。
相反，文章发现预算周期和党代会周期高度一致，国家政策周期推动了政府预算周期的形成冷血黑道总裁。党代会前支出，特别是资本性支出的增长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央政府制定财政扩张政策，但是到了新的政治周期开始时，经济往往处于膨胀期，中央政府制定了经济紧缩计划，通过限制信贷流通和减少投资来抑制经济过热，导致资本性支出的降低。在选举年，农业补贴、社会性支出显著增长的原因可能在于领导人出于维护选举年社会稳定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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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点简单的评论
作者认为党代会对预算周期的显著影响源于中央政策的周期性，这一解释值得进一步讨论毛利战舞。在中国，党代会本身就标志着重大的人事更迭，党代会后多数省份主政领导陆续发生变动，因此党代会对省级领导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为了谋取在党代会后政治晋升资本，在党代会前两年，省级领导有很强的动机提高政府支出，特别是资本性支出，提高经济增速。党代会因素恰恰表明政治晋升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仅认为党代会因素是中央政策周期，忽略了党代会后人事变动这一现象。合适的做法是，应在模型中加入任期时间（tenure）和党代会时段变量的交互项，看看党代会是否影响任期时间对预算周期的作用。此外，作者认为党代会作为中央政策周期对预算周期的决定作用，这一解释不尽合理，而且实证检验也显然不足。如果是中央政策周期发挥作用，那么党代会前两年经济应该处于紧缩期，在党代会召开当年经济处于膨胀期，但是作者并没有提供对这一解释的实证证据，作者应该检验党代会召开前两年以及当年对经济增速或通胀水平的影响，看是党代会与经济周期是否重合。
原文摘要：
Abstract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in democracies have been extensively analyzed, but few studies of non-democracies exist. This paper explores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in China’s provinces. Using data from Chinese provinces from 1980 to 2006su100y ,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effects of a provincial leader’s tenure on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are minimal, implying a weak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nding composition and a politician’s time in office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However, there exists a national coordinated cycle associated with the timing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NCCP). Two years prior to the NCCP, politicians are likely to shift public spending toward capital expenditures, such as innovation funds and capital construction华邑阳光里 , and away from current expenditures, such as agricultural subsidies. The opposite pattern occurs during the year of the NCCP, when politicians increase current expenditures, such as social expenditures and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decrease capital expenditures. The increased capital expenditures 2 years prior to the NCCP are accompanied by an increase in taxation and total aggregate spending.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provincial budget cycles are mainly driven by national policies rather than by provincial leaders’ personal career incentives. Chinese leaders’ fiscal behaviors are constrained by the dynamics of the national leadership transition付佳美微博, resulting in similar distortions to those found in the democratic countries.
声明：推文仅代表文章原作者观点，以及推文作者的评论观点，并不代表香樟经济学术圈公众号平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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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李兆辰